钧发表告市民书，宣布上海沦陷。
至此，国民革命军以五成以上精锐部队损失的代价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的狂妄幻想。
你的团队已经带着足足3000份详实的数据回到了苏联，这不仅仅是最珍贵的实验数据，也是3000条鲜活的生命。你知道这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在原来的历史轨迹中，即使到了1944年，全球一年的青霉素产量也只能救治65000位危重病人。
十一月的阴雨天又湿又冷，你撑起一把黑伞，把伞沿往身侧斜了斜，替边上还穿着棉军服的男人挡住了雨点。这是你收治的最后一个伤员了，你正准备把他送上往铁路开的车，自己也顺路转战浙北。
“别急，你慢点走，别让伤口裂了或者沾上水。”你扶了把身边受伤的军人。这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个儿不高，上海人，操着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
“你要跟我一起离开了啊，看来我是最后的幸运儿。”他好不容易挪上客车，见你与他一同上车，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也收起来。
“莫斯科要撤走我们，我只能走了。”你把他往座位上扶，应了句。
“是该撤回去，回苏联那，那儿安全，”上海的小伙子泄气地往座上一坐，动作太大，伤口被扯动的疼痛教他龇牙咧嘴，“诶哟嗬！这什么……感染！真见鬼！”
“没事的，没事的，我歇会就好了，你也歇会。我没别的意思，就是矫情，就是有些想念班里的那几个混蛋了。”小伙子努力把自己狰狞的表情掰成微笑。
但这微笑相当勉强。他是班里伤的最严重的，他本该感染死的，却因为你成为了那个“活下来的”。
前脚刚到中国，你与其它援中的苏联人就开始接收伤员，空运来的药物数量有限，你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只有最有可能得救的军人才会被送到你们的临床实验室。
能够被送到南京的人，大多都还是能救一救，即使有两个伤员几度感染病危，但终于还是被青霉素吊回了一条命。
死亡发生在你无法到达的地方。
但总有一天，死亡将追上你。而真到了那一刻——你很清楚，再多的心理建设也不过是徒劳。理智接受了，但生于和平的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需要现实来打破。
你只能忍受苦难，随后和每一个生于这个时代的人一样，接受它的残酷。
“苏联的小姐，车要开了。”带着些德味的中文拉回了你的注意力，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秃头男人站在车窗外，朝你挥了挥手示意。
“拉贝先生，您不考虑离开南京吗？上海沦陷，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京！”你趴在车窗上，朝他喊了一声。约翰·拉贝[4]——他是驻中国的纳粹党人，但在得知淞沪会战中屠杀的消息后，他相当积极地联系你，提供车辆与人员，协助你共同撤离民众。
“那我就更不能离开这了，上海的难民还在往南京逃，这里不能没有安全区。”他朝你脱帽致意。
“那您也要注意安全！”在你模糊的记忆中，约翰·拉贝似乎曾出现在历史书上。你记不清他的未来，但作为一个纳粹党人，他必然会在战后受到盟军的审判。
也许到那时候，你能做些什么。
车子开动起来，你站在前门边，这是最后几车难民了，王耀坚持住了，你也尽全力转移走了一车又一车难民。车子的空间有些逼仄，载着的都是伤员和老弱妇孺，因而气氛相当沉闷。
孩子的哭声突然从后排响起来，车里一阵骚动，气氛更加令人不安。
你逆着人流往后排走，角落里，一个满脸黑尘的妇女正安抚着怀中的孩子。十一月的寒潮很难捱，母女俩穿的衣服仅够御寒，那孩子五六岁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