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讽刺王安石，旧党魁首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大开嘲讽，熟练运用影射史学的武器，以汉武帝而暗戳戳阴阳怪气宋神宗。为此，司马先生特意在武帝纪的末尾长篇大论的论述了《轮台诏》，并特意挑选了如《汉武故事》等颇不靠谱的史料，以此渲染出武帝前明而后昏，末年“下哀痛之诏”、椎心泣血，悔不当初的形象。 这种形象的塑造当然有些微妙。但纵以司马光那八百度的滤镜，依旧不得不在评述中承认武皇帝“聪明能断，善用人”，甚至于特意赞美他任用赵过改善耕田法的举止：“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大抵农耕是儒学绝对的政治正确，委实不好反驳，捏着鼻子也得提几句好话。 但真要说到此处，尴尬的便来了——武帝选拔任用赵过，恰恰是在巫蛊之祸前后；换言之，是在传统叙述中武皇帝已然由明转昏、老不死而为贼的阶段。 但从这挑选大臣的毒辣而精准的眼光来看……时年六十余岁的皇帝真的已经昏聩老迈，愚蠢到被小人蒙蔽了么？ 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再看看皇帝晚年选拔霍光、田千秋等人的精妙操作判断，这用人选人的水准俨然毫无下滑，依旧是当日独力拔擢卫霍时“聪明能断，善用人”的风采。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皇帝的判断力一如即往的犀利，他晚年那堆下饭操作又是怎么来的呢？ 】 皇帝，皇帝鼻息都粗了几分。他不可置信的看着天幕上“昏聩”二字，几乎觉得脑门子在嗡嗡作响： 什么，什么叫“下饭操作”？什么“老不死而为贼”？ ——天可怜见，在天幕刚刚剧透出“巫蛊之变”四个字时，皇帝固然惊骇绝伦，但能预料到最为恶劣的结果，也不过是始皇帝晚年的结局而已：自己暮年多病，不能视事，胡巫等奸佞趁机勾结，以巫蛊的罪名矫诏而杀太子，因此而天下大乱，难以收拾。也正是顾及到这个结局，他才会为好大儿选配了汲黯与石庆这样刚正忠直的社稷之臣，甚至于打算为他清扫胡巫、宦官，严防当年的赵高之祸。 但现下看来，秦汉大一统的时间毕竟太短，老刘家见过的世面毕竟太少，在想象力上还是过于保守——以天幕泄漏的只言片语判断，如若巫蛊之祸后皇帝依旧拥有选拔人才的权力与判断力，那么这场惊天巨变之后，至尊本人的责任，可能、大概、或许……未必有那么清白？ 甚言之，巫蛊之祸的真正罪魁祸首，搞不好是—— 皇帝打了个寒战，不敢再想下去了。 但而今这场合实在不怎么适合逃避问题……皇帝刚从天幕上收回目光，一扭头便望见了太庙中列祖列宗的画像。先考先妣们的面容板直而又漠然，冷淡的目光自高处落下，笔直凝视着跪坐于灵位之前的不孝子孙，大汉统绪动荡的元凶罪首。 皇帝：………… 【在议论武帝晚年的下饭操作之前，我们得回顾一下孝武皇帝——或者说大汉的执政风格。 与明朝时洪武皇帝那种肝到死的作风不同，自高皇帝开始，老刘家讲究的就并非皇帝“躬亲庶务”，而是“用人”，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镇国抚民，吾不如萧何；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皇帝的能力未必天下第一，但只要“得贤而用之”，一样可以成就帝业。 正所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无论高皇帝对韩信、张良，抑或武皇帝拣拔卫、霍，乃至昭烈皇帝三顾武侯，那种对人才精准得吓人的判断力，从来都是刻在老刘家dna里的 当然，这种执政风格是最适合时代的。能力超凡脱俗的皇帝实在稀少，面面俱到的皇帝更绝无仅有，纵使高明如唐太宗，在治国理政上也未必能胜过房、杜；既然注定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那么挑选合适的人才作为皇帝的耳目心腹爪牙，才是重中之重。 而在这条选人用人的赛道上，孝武皇帝恰恰是老刘家的拳头产品，历代皇帝中绝对的翘楚，用人眼光的毒辣恐怕还在太宗皇帝之上，仅次于他那“天授之”的曾祖父——毕竟，一个长于深宫之中，对军事没有任何一线操作经验的皇帝，居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