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进行交流，说话的语气也愈发笃定。 因为他发觉自己已经找到了事情的原委。 韦若薇有些不可思议的看向邵梓的方向。 “这些并不全都是你自己设定的计划，对吗？” 这件事存在着一些难以凭借同一种不变的思维完全解释的异样感。 从一开始，事情似乎就没有那么简单。 不仅仅是对待警察的态度在计划和现实中的区别，还有其他的因素。 设定的地点在酒店，当事人却不敢直接会面，反而是躲在一个并不为他人知晓的地方，是一种迫不及待的远离的恐惧。 提前预备好和环境融为一体的手机壳，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是一种自以为聪明，希望依靠自己监测到真相的大胆。 不同的情绪和倾向，在计划的每一步里泾渭分明。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每个阶段的目标却有着代表不同情绪的内芯。 再加上韦若薇所提及的“父亲留下的东西”。 邵梓第一个联想到的对象，就是韦高驰有关的那个古董瓷器。如果他真的曾经是贩卖集团的一份子，那么，他也许和更多的宝物有所关联。 组织被剿灭了这么多年过去，或许有遗物在其他地方存留。而持有其中之一的韦高驰，是不是也会持有其他类似的藏品？ 而在一个特定地点预计他人会到达，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 货品的交接。 韦若薇或许是在把那“父亲的遗物”，交接给一个特定的对象。而且，她因为一些自身的思考，决定自行侦听这一过程。 因为韦若薇本人并不对警察的到来产生厌恶或者害怕的情绪。这或许能够说明，她并不是犯罪交易组织的一部分，她的参与是一场自己也不愿的意外。而为了从这份意外中脱逃出来，她对计划做出了一些改变。 正因如此，监听的原因有了多个可能存在的理由：或许是好奇事情的原委，或许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害怕自己无法洗清，而要尝试留下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用以自证清白。 总而言之，韦若薇比任何目前已知的相关人士，都可能对警方产生信任的情绪和配合的倾向。而邵梓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提高自己的可信度，让韦若薇能够抛弃一些恐惧——或许是从计划的一开始就存在的恐惧。 这是第一个这样的证人。有一定的参与度，又不拒绝警方的了解。 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突破口。 而最初计划的执行者，可能的人选目前就只有一个——韦若薇死去的父亲，韦高驰。 “这是一场交易。”韦若薇终于开口，低着头，攥紧了自己裙摆，“我不明白，但我父亲在很久以前曾经跟我交代过，如果他出了事，在那之后有某些征兆发生，就按照他留给我的信上的暗号，把那东西送出去。说是可以……可以‘免灾’。” 虽然这听上去像是一些不太可靠的迷信，但邵梓清楚，这或许指的是交易内容的另一个部分。 或许这就是与所谓清算相关的事情。 韦高驰死去，如果他持有剩下的宝物，踪迹全无无法寻觅，那么宝物没法找到，任由哪个唯利是图的组织都不会因为一条命的终结就对此善罢甘休。 往深里想象，可能存在另一种“清算”的机制，为了确保组织的利益，同时也以成员家人的性命逼迫他们作出保证。 并不是因为祸不及家人，或许也是因为顾虑警方也许会对灭门惨案产生更多的关注，因此在留下背叛的成员家人的生命和保全组织的货物两者中取其二，能够保证最大的“利益”。 正因如此，韦高驰才会提前留下这种奇怪的遗嘱，才会让韦若薇疑惑不解。 “他只是说，必须要这么做……我不信服，虽然早有意识到他似乎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有一些特别的资金流动。”韦若薇咬了咬牙，“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些。我父亲……我爸真的是因为这件事而死的吗？” “韦老先生，是不是说过什么和‘特别的事’有关的东西？”邵梓继续询问。 他也有些疑惑。即使是计划中明显有对事情了解更少的韦若薇的个人特色在内，但其中也或多或少的包含了一些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