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的事情。
“回陛下，如今贫民也能吃得起盐，价格算不得高。”
胡惟庸微微回了一句，表示赞同。
朱标也是点头，如今大明的盐价可是比元朝要低了许多。
而且因为他爹的开中法，不少人都有获得食盐的渠道，只要你肯往边关运粮食。
最重要的是朱元璋发现有些商人为了减少因为长途运输粮食消耗巨大，已经开始在边地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
“布犁，你说咱这开中法有什么漏洞？”
“特权。”王布犁打出一张牌看也没看朱元璋。
“什么意思？”朱标倒是率先发问。
“自古以来盐利就是千年帝国的救命钱。”王布犁依旧是举例：“汉代桑弘羊在盐业方面，主要通过国家专营制来获取垄断利润。
但盐业专营带来的是盐业效率上的严重损失，比如食盐的品质差、盐价高，严重影响百姓的生活；
同时，参与盐业专营的大小官吏却获取了巨额财富，而国家获利其实并不多。
在南北朝直至隋唐初期，国家长时间实行食盐的民间经营，不对其征税或者征税不多。
在安史之乱后，财政极度紧张，有时甚至连皇室都吃不上饭。
于是大臣第五琦在唐至德三年恢复了桑弘羊实行的盐业专营制度，只不过将生产的环节从桑弘羊的官制改为民制。
第五琦的盐法，存在着与桑弘羊时期同样的缺陷。
于是刘晏在唐代宗宝应元年整顿盐法，将国家专营制改为许可制，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取消了官运和官销两个环节。
盐业的生产环节由有灶籍的盐户私人完成，但在运输和零售方面引进私商的力量，政府只垄断收购和批发两個环节。
这种做法类似于大明的土地出租，官府垄断土地的收储(官收)和拍卖(批发)环节，而将食盐交由商人进行。
刘晏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百姓食盐供应改善，国家盐利骤增，从年收入40万贯增加到600万贯。
在两税法改革之前，唐代财政收入盐利占了一半，宫廷耗费、军事支出以及百官俸禄都严重依赖盐利收入。”
王布犁说这么多，胡惟庸倒是明白过来了。
其实大明的盐利根本就没有获得什么暴利收入。
以至于目前大明税收大头已经是田税。
同样他也在暗示，盐官是非常容易搞钱的。
没有把钱放到国家的国库里反倒是放到了自己家里。
两淮之地的盐官，那是富得流油。
如今大明初期实行的“开中法”就是一种许可制，类似于宋代的入中制，要求商人运粮食(或者军队需用的马匹、铁、茶等)到指定地点(一般是边关)，交换盐引，再凭借盐引去批发食盐，然后去零售。
待到万历万历年间，盐引积压严重，盐商没有积极性。
于是朝廷将盐业制度改成纲盐制，要求盐商从分散经营改为结成“商纲”，规定只有在册的商纲才可以购买盐引并从事食盐的批发零售，而且准许这样的垄断资格可以世袭。
清朝延续此法，造就了扬州盐商。
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一年能获利一千五百万两银子，上缴的盐利就足有六百万两。
扬州不仅靠近食盐的重要产地两淮盐场，而且因临近长江、淮河和漕运通道京杭大运河，交通极为便利。
天底下哪有多少人能经得住诱惑，不把银子往自家府库里搬运的？
朱元璋又想起大明后期连盐税都收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