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足怪。
故“书信交通”也无可厚非。
建安初年（196）曹仁的“广阳太守”，即是袁曹阵营“内部借调”的具体体现。
须知是时广阳正处在“叛军猖獗、反抗公孙”的暴乱中。
与叛军合纵的袁绍，为巩固战果，必然需要抽调军官赶赴前线。
“骑督”曹仁，也就在此背景下被袁绍相中。
须知，远在邺县的袁绍，连曹操的“大将军”之号，都可轻松褫夺；
其人征调个把将领，实不足怪。
因为袁绍是曹操的主公。
以绍为太尉，封邺侯。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后汉书袁绍传》
彼时天子蒙尘，刚刚结束了“为期1年”的流浪生活，自顾不暇。
故借“承拜郡守”而“驱虎吞狼”者，不可能是汉廷，只能是袁绍。
曹仁是宗室名将，曹操自然不甘心放人，遂借“议郎”（京官）虚衔，将其留置身边，继续统兵，即所谓“以议郎督骑”。
规避原则相当简单：
即议郎、谏议大夫是天子身边的“言官”，他们有“匡正得失、应对左右”的职责，因此不便被“调往前线”。
至于曹洪、曹纯等宗室军官，在建安初年（196）突然被授予“议郎”、“谏议大夫”之类的文职，毫无疑问、也是因其遭遇了与曹仁相似的征调。
但陈寿不好11书明，遂借“草蛇灰线”笔法，将线索藏匿在《曹仁传》、《臧洪传》中。
夏侯兄弟的情况更复杂1些，在建安元年的职官变化无载。
尤其是夏侯惇，缺载过多。
但有1点可以肯定，夏侯惇绝非只会打败仗的无能之辈。
按《魏略》，夏侯懋（惇子）遭清河公主（明帝姑母）构陷，下狱论死时，群臣求情，称“夏侯惇有克定天下的殊勋”。
有诏收（夏侯）楙。（明）帝竟欲杀之。以问长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为“伏波（指惇）与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3思”。--《魏略》
负土做陂、典农屯田绝非“定天下之功”，可知至少在3祖时代，夏侯惇的军功记载尚为显赫。
看晋武赞语（魏之元功），可知惇实系名将，军功彪炳。
至于此载多遭抹杀，恐怕与袁操联盟的“内部借调”有关。
史书中的诸多记载，受制于时代，无法秉笔直言。
即使像陈寿这样的良史，也不得不将线索深埋于诸将列传之中。
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呵呵，如此说来，赵旻骂《尚书》…似乎也有些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