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放学后，我和李文森一起离开校园，他家在主街西边，这次我们顺路。在街上，我们遇见二流子张得亮，他对我说：“你爸妈把你姥姥送县医院了，生产队的马车刚刚走。”我听了这才明白，外祖母这次病得确实很重了，否则父亲是不会与母亲一道送她去县里住院的。
几天后的早晨，父亲和母亲带着外祖母回到村里。此刻的外祖母，已经是一具冰冷的遗体了。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外祖母穿新衣服。她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布棉服，头戴一顶绣花黑帽，脚穿一双黑色绣花鞋。这一身寿衣，是前几年外祖母卖猪赚了钱，母亲自作主张买了布料，亲手为她缝制的，母亲因此还挨了外祖母的一顿臭骂。我平生第一次目睹母亲挨骂，心里多少有一丝快意。以前都是她骂别人。现在，外祖母穿上它们，纹丝不动地躺在木板上，脸上遮着一块黄布。母亲、舅舅和小姨都在哭泣，我和弟弟也躲在一旁抹眼泪，从前的事情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现。
外祖母生前断断续续给我讲过，她的老家在山东。有一年，她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哥从东北回去，跟他们吹嘘说，关东那地方好活人，到处是没有人种的黑土地，随便撒一点种子，秋天就能够有收成。那人还说，水里到处是鱼，拿根棒子就能打到，水面上野鸭子成群，水边的草地里随处都能够捡到鸭蛋。总之，他说得天花乱坠。外祖母的父亲听信了，就带着一家四口，离开连年灾荒的家乡，跟着流民队伍踏上闯关东的路途。那一年，外祖母十三岁，她的妹妹才九岁。出了山海关，来到辽西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不幸病故。外祖母的母亲会编炕席，就借了一把镰刀，到水边割芦苇编炕席卖钱，这才安葬了父亲。母女三人有家难归，只好继续前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乞讨到了清原县湾甸子村外祖父的家门前。外祖母一进屋，就跳上了热乎乎的火炕，蹲坐在炕角再也不肯走了。外祖父家收留了她们，外祖母就成了他们家的童养媳。
外祖父家的来路更不平常。他家姓余，据说祖上来自大西北。西夏灭亡时，一支逃到东北，在如今的湾甸子一带落了脚，另一支逃到了北京一带。文革结束后，村里过年时，家家户户都悄悄恢复了供奉祖先，我在外祖父家古旧的家谱挂图上，看见上面已经写了十几代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代多达十几个兄弟，堪称枝繁叶茂。但是到了外祖父这一代，就只有他一个人了。不仅如此，外祖父还是早产儿，他的母亲冬天过河，在冰上滑了一跤，外祖父七个月就出生了。因为早产，外祖父虽然个子很高，但非常瘦弱，无法干重体力活，智力也有些缺陷。他本名余春发，村里人却都叫他余彪子。有一天晚上，村里停电，他看见公路上走过一辆卡车亮着灯，就问我为什么车有电，家里的电灯却不亮。村里的孩童在街上打架，别的大人都懒得理睬，他却每次遇见都要干预。孩童们不听他的，他就气得破口大骂。二哥洪家清三岁时，不幸染上了大脑炎，浑身抽搐生命垂危。邻近的红升公社卫生院的老医生，在征得母亲的同意下，给他注射了一种药物。这种药物会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二哥从此后就变得比同龄人弱智了一些，外祖父就格外关心他。有一次，父亲打了二哥，外祖父就把他大骂一顿，认为他偏心。我在六七岁的时候，经常带着弟弟来外祖父家玩。外祖父就趁外祖母、舅舅和小姨下田干活，到鸡窝里掏鸡蛋，偷偷在灶坑里烧熟了给我们吃。要知道，一只鸡蛋卖到商店能换回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两盒半火柴，大半斤食盐，鸡蛋是外祖父家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件事假如被外祖母知道，肯定要大骂外祖父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外祖母不好，她其实非常溺爱我。我很小的时候，她经常让我趴在她盘着的腿上，给我掏耳屎，或者捉头发里的虱子。每次看见我的衣服丢了扣子，都从针线钵里找一只帮我缝上。每次看见我的裤子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