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知道，大宋现在面临的问题很是严峻，或许，沉疴需用猛药。
他不仅贯彻落实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实行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新法，而且在新法遭受到顽固守旧大臣的抨击的时候，也多次出面代替王安石与这些人争斗，巩固新法地位。
可是后来，他却成了所谓新法的背叛者。
曾布被说叛离新法，是在熙宁七年天下大旱之时，上书宋神宗批判吕嘉问在执行市易法时用重税来剥削人民。
这个建议并没有错，因为当时吕嘉问严格控制市场价格，将民间商业的流通死死的压制住，一旦有人违法便处以重罚。
对市场的严格把控，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是市易法的初衷。
所以曾布上书批判，并没有错误，也不算是违背新法。
后来宋哲宗亲政的时候，他坚决以章惇为首，作为新法实行的新一任领导人。
章惇后来作为王安石的继承者，在新法施政方面，改正了王安石的某些错误，使得新法的有益之处越发明显，受到后人的赞扬。
如果曾布是新法的反叛者的话，他这个时候就不会推举章惇出来主持新政，而是在站在顽固派一方，反对新政的重新实行才是。
所以，曾布显然不是新法的背叛者，只是在新法出现某些错误的时候加以指正，却被当时人盖棺定论，打上了反叛者的标签。
有时候，做一个清醒的人的确很难。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曾布和苏东坡又有着一下相似之处。
苏东坡在历史上是被归于守旧派，也就是司马光一方的，但事实上，他又和万安石有着很深的个人私交。
从后来的一些想法来看，苏东坡虽然支持守旧派，但也对守旧派的很多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甚至赞同新法的部分政策。
如此依赖，曾布和苏东坡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某党某派，他们其实更加纯粹。
可惜，封建王朝容不得这样不够坚决的朋党人员，所以他们面临着两面受气的局面。
两人其实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得罪了人，不同的是，苏东坡得罪的是一帮小人，曾布得罪的是奸相蔡京。
可惜的是，他们都老了，不然还可以在新的大宋继续发挥更大的光和热。